一
这科室的门口不像楼上的肝胆，不像楼下的妇科和骨科，没有失声抽噎，连交头接耳的细语也没有。除了电梯门开关时候，进出的患者踩着细碎的脚步，生怕惊扰了旁人。他们衣着干净得体，排队坐在门口的长椅等待，很安静。在这个楼层，连悲伤都是徒劳的。
这是上海新华医院心理门诊的一角，何尧曾经来过这里几次。别人大多表情凝重枯坐着，他则总是捧着手机玩游戏。
何尧，三十五岁，游戏从业经历已有十年。做过编辑，做过策划，现在和几个朋友管理着一家手游公司。与圈内大多数人一样，他因热爱游戏而入行。
他答应了我的专访要求，但没在约好的时间出现。等待了一会，他抱着病例过来，带着歉意简单说明了自己的情况。
“抱歉让你等了这么久，刚才在开产品会。我预约了精神科的医生，现在就得过去。你介意把采访带去医院吗？”于是很巧合的，这次关于抑郁症的访谈就发生在上海新华医院精神科的门口。
认识何尧的人都不会把抑郁症和他联系在一起。何尧的出身是典型的“富二代”，从小生活优渥。“我的成长环境让金钱对于我来说只是数字。”他如是说。
事业从没有遇到过大的挫折。虽说没有青云直上，但也一帆风顺。朋友们印象里的他爱开玩笑，幽默风趣，和这个听起来散发着厌世情绪的病无半点相似。
可就在三年前，何尧在上海新华医院诊断出了重度抑郁症，并且有严重的自杀倾向。
何尧的家人朋友并不知晓他的情况。“他们会想你每天都玩游戏，怎么会有抑郁症？所以我不说。”何尧笑笑，解释说在他的亲戚朋友看来，抑郁症应该是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欲望和兴趣，不可能还可以开发游戏、玩游戏。
“没有得抑郁症的人是不会理解那种感觉的。”他低头嚅嗫。
去年，他悄悄购置了高额的意外险，“保险公司都很紧张，但最后还是办下来了，算给家人留条后路。”对于自杀能否拿到理赔的问题，他哂笑着吐出了两个字：“智商。”
另一方面，除了定期复查，何尧对自己的抑郁症的态度，几乎听之任之。吃了一阵药，感觉没用，放弃了；看了一阵子心理医生，也表示没有帮助，放弃了。“那些人治不好我。”何尧摆摆手。
何尧点燃了一支烟：“我的手机里有52首歌，全部放完需要3小时58分钟。每当我感到抑郁情绪涌来的时候，我就开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开始放歌。每当歌曲放完，我就知道又熬过了3小时58分。”
病情就这样反反复复持续着。不久前，何尧离婚了。他说他虽然自私，可总不能一直耽误妻子的生活。
“万幸的一点是，开发游戏的工作强度够高，能很好的分散我的注意力。”何尧有一句没一句得说着一些他工作上的琐事。
“我如今是孤身一人了，还好没有孩子。”何尧忽然又跳回前面的话题。说完这句话后，他就一言不发，直到医生喊他进了诊室。
二
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在饱受心理问题的折磨？根据新华网2013年的报道，中国目前约有2600万人身患抑郁症，并且以5%-10%的年患病率逐渐增加着。这其中，只有百分之二十不到的患者选择到正规医院就诊。
这数据单只是抑郁症一项，实际的情况更严峻。
在何尧之前，我已经采访过另一个有着类似情况的业内人士。他叫周哲，经历和何尧差不多，目前经营着一家移动开发公司，同时有游戏和app业务。
周哲是端游时代入行的老人，毕业于复旦大学，他拥有极高的智商，思维敏捷，做了几年游戏策划以后就自己创业。
周哲上班的时间很迟，通常要下午到公司。日程安排也比较特殊，从不自己开车。外出会要求同事作陪，结束后会请同事送他回家。饮食不规律，忌口范围广。作为创业者，他对社交表现的很为难。
这一切开始于五年前，周哲在吃饭的时候出现了强烈的不适，随后被急救车送到了医院，以急性肠胃炎进行治疗。
“心跳极快，头晕眼花，濒临死亡。”周哲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感受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这种情况愈发频繁。
周哲辗转了许多医院，起初以为是心脏或肠胃的问题，可查来查去总也不得法。直到定居美国的妹妹提醒他，考虑是Panic Attack。周哲这才想到自己的症状也许不单纯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
前后折腾了半年，上海瑞金医院给出了最终的诊断结果，急性焦虑症（又称惊恐发作、惊恐性焦虑症），也即妹妹所说的Panic Attack。
“非常怕死，怕不安全的环境，能害怕到浑身出冷汗、颤抖。”周哲的焦虑症不同于何尧的抑郁症，他的病情已经躯体化并严重地影响了日常生活。他最初吃一种抗抑郁和自杀倾向的药物长达3年半，后来开始看心理医生，一两年后停止。整个治疗过程花费了数十万的金钱。
焦虑症在周哲身上肆虐的当口，也是他的事业难以为继的时候。那时，他正苦苦支撑着一个端游的项目，多年的积累和身家全部倾注在这款游戏上。周哲呕心沥血制作的游戏开发成本巨大，周期漫长，离商业化遥遥无期。加上端游的式微，项目被拖得奄奄一息。
回忆起那段时间，周哲说，“浪费了几年时间。”他在端游项目的失败之后停下来深入地思考，觉得是时候放掉老东西了。最终，他将以往基于积累在做事的思路打破，开始基于市场环境做事。随后他投入了手游的开发。
近几年是移动游戏开发行业的一个特殊节点。行业正迎来最惨烈的洗牌，数以百计的企业就此清盘，多数的创业者从此杳无音信。反观其中脱颖而出者，成为并购的游戏企业合伙人。业内将其称为“上岸”并互相祝贺，即使是以苛刻的业绩对赌为代价。
幸运的是，他的公司前不久迎来了迟到的成功，他“上岸”了。
“游戏开发是一个投入很大时间和金钱，但市场环境又不断在剧变的行业。几乎每个团队的成功率都在5%以下。就算你能强到把这个成功率提升一倍。也就10%。我觉得焦虑的根源就来源于这巨大的不确定性。”在经历了这许多以后，周哲终于可以比较淡然地来谈自己的焦虑症了。
如今他不再参与具体开发工作，和很多“上岸”后的游戏企业家一样，转型为投资人。“我投资人和团队，是为降低风险和具体项目成败，对个人生活的影响。做游戏的理想并没有变。”
“这个看起来会更有用一些。”周哲说。
周哲和何尧的情况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。
当何尧步态虚浮地走出精神科诊室的时候，我对他抛出了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：“游戏行业的抑郁问题，是你和周哲的个体遭遇，还是普遍问题？和这个行业的压力跟环境是否相关？”
“就我知道的情况，恐怕不是个例。”何尧说：“但没有调研，就不能说游戏行业的情况比其他行业更普遍。但有一个情况很特殊。”
“我们努力比任何人都正常、得体，所以人们看到的，只是冰山一角。”而对于是否管理层更易罹患心理疾病的问题，何尧低头认真思考了一下，突然抬头问：“你知道小铜吗？”
三
小铜在游戏圈从事的是文字工作，已有十五年之久。不同于何尧生产游戏，小铜则需要用她的笔，将游戏和玩游戏的人连结起来。长时间的从业经历，让她的生活与游戏已无法分割。低落的时候喜欢玩游戏，高兴的时候也玩一会；工作的内容离不开游戏，不工作的时候也需要游戏休闲。
几经周转，我在网上联系到了她。采访小铜的过程并不顺利，即使是强调了匿名采访，她也仍有着很大的顾虑。她患抑郁症的事情比前两位主人公都隐秘得多，接受采访意味着可能被“认出来”，这是她不想要的结果。
最终，小铜还是接受了采访，不过是以提纲的形式进行简单的回答。显然太具体的回忆对她来讲并非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她患上抑郁症是有迹可循的。在一次重大的人生变故后。她经常哭泣，并失去了对过去所执着事物的热爱，无法抑制地想要摧毁现有的生活模式。在生活的重压下，小铜很明白自己的心理状况是有问题的，也很清楚大多数人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。对于她来说，只等着医生从口中说出来“抑郁症”三个字，给她下一个判断。“每个人都一样，只是就医与否的区别。”
得到了医生确切的诊断后，小铜没有选择吃药和看医生。“我是靠生活的跌打慢慢恢复的。”就这样过了几年，她慢慢从变故中走了出来，回头审视那时候的自己：“那时候确实是病的不轻的。”小铜对于自己患有抑郁症的态度和大多数人类似，冷处理加上一点回避，依靠时间和工作冲淡情绪。过去久了，小铜已经难以想起当时自己和身边人的反应了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如今的她可以算是走出来了。大多数回避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，仍然挣扎在翻涌的心灵中。
最后，我请小铜描述一下患病之后的感受，对于这个问题，她有些迟疑：“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分享的。”但她用一则看过的漫画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我告诉所有人我的鱼死了，可他们不是劝我去买新鱼，就是劝我别在意。可是，我的鱼死了啊……”
结束访问后，我找到了许多媒体和平台刊载的小铜的文字，阅读着它们，冷静的文字有着洞察世事的清醒。这文字背后掩盖的情绪，就像是理性的周哲会被焦虑所困，爱说笑话的何尧有自杀倾向一样不可思议。
正是冰山的一角。
四
2012年秋天，一位名叫Matt Hughes的电子游戏记者，给他的编辑发送了一封邮件，表示他无法继续工作，他就要死了。随后，他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那年，Matt Hughes并不是唯一一个选择自杀的欧美游戏从业者。Matt Hughes的自杀没有丝毫征兆，像是平地惊雷一般，震惊了身边的人。
Russ Pitts和Susan Arendt是Matt的旧同事，决定用行动做出回应，他们想帮助这个数量不多扩大的人群。
欧美游戏行业，同样存在着周哲描述的“巨大的不确定性”。没有任何一个开发者（或团队）能保证成功，即使是大厂。包括暴雪和EA。从业者只能投入更多的努力，更高强度的工作，用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，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能性。
IGDA在2015年的游戏开发者调查数据显示，62%的开发者个人，每年会经历一次挫败/事业危机。独立游戏开发者Michael Levall，曾经制作过一款讲述抑郁症的游戏《Please Knockon My Door》，用来表达他发病时的痛苦。
同年，他们成立了Take This，想要帮助受到心理问题折磨的人们。起初，Take This只是一个博客，供游戏行业的人们在上面分享自己抑郁、焦虑甚至是自杀倾向的故事。
创始人之一Russ Pitts说：“在游戏行业的工作者，比其他行业更换工作的频率更高，压力也更大，高强度的工作是这个行业的常态。这些都是导致心理健康恶化的土壤。”
Take This设计了一个叫做AFK-ROOM的项目。每当进行游戏展会、大型论坛等活动的时候，Take This会准备安静的房间，同时配备帮助人们舒缓压力的志愿者甚至是专业的心理医生，为前来参会的人们提供一方宁静。
（Tips：心理问题等级划分从健康状态到心理疾病状态一般可分为4个等级：健康状态-不良状态-心理障碍-心理疾病。从严重程度来分，可分为一般心理问题、严重心理问题、心理疾病。）
为此，笔者特别采访了蔡仲淮老师。蔡仲淮是国内心理咨询领域的佼佼者，擅长催眠治疗、完形治疗等多方面。他与不同行业的许多公司都有合作，为企业的员工上心理方面的课程。“我最火爆的课程是催眠式沟通和催眠式管理。”他说，“公司跨部门之间的沟通常常产生内耗，公司出于压缩成本提高效率的需求会更多选择这一类课。”
虽然也有针对员工个人压力和情绪管理的课程，但往往不完全是出自于最直接的关怀，而是希望通过调整员工的状态获得更高效的工作。对于发展成疾病的心理问题，许多公司仍然是忽视的。
“大部分企业虽然仍缺乏心理问题方面的认识，但比之若干年前，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。”
“近五年以来，国人对于各种心理的不健康状态和心理疾病越来越了解了。可是让他们公开承认自己的疾病或是向外界寻求什么帮助，乃至于花费金钱等代价，仍然是很困难的。”
跟蔡仲淮合作的企业以传统行业居多，跨了多个领域，包括汽车制造业、金融业和通信业等等。在他看来，公司应该负担起一定的责任，例如和权威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合作，并为员工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。
“像医保一样。”蔡仲淮如是说。
“领导和老板们每当发现下属有心理状况的问题时候，会觉得你不能吃苦，因为他们都是在巨大的竞争和压力中打拼过来的，他们能，你为什么不能？”而当心理问题影响到了工作的时候，在中国的人口和就业竞争环境下，直接换人似乎是更经济实惠的选择。
如今，Take this已经发展为一个非盈利性组织，旨在引起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，提供心理疾病及其预防的知识，减少心理疾病患者的羞耻感。在它的官网上，标注着大大的Gamer Helping Gamer，意指这种帮助可以是玩家间的，开发者间的，也可以是不同身份相互间的帮助。自14年春季开始，AFK-ROOM这个项目与PAX游戏展进行了长期的合作。更可喜的是，Take This的合作单位展示大大小小几十家游戏公司的LOGO，其中不乏EA这些大厂。
关心游戏行业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，变成如同每年体检一样自然的事情。
五
不过短短十几年，中国国内的游戏行业发展迅速，形成了体量不可小觑的完整产业链。这之间的喧嚣、纷乱和变革，裹挟着期间所有人的命运，大人物、小人物，沉默或者奋起表态。你无法知道每天在一起办公的同伴们，是不是承受着难以启齿的折磨。
何尧说：“每一个在游戏开发行业长期坚持的，都是热爱游戏的理想主义者。但这个行业会夺走太多东西。侵蚀着他们的热情，透支着他们的初心。”顿了顿又说：“其实我最讨厌的词就是初心。”
游戏圈里到底有多少需要安慰的灵魂？如果问何尧，周哲和小铜，往往到最后，还是能推荐出一个可供访问的对象。
每找到一个新的受访者，对方都会给你讲一个漫长的故事。这个主题的专访仿佛击鼓传花，只要继续挖掘就永远没有尽头。
这些埋藏在高强度工作、高水准薪资外壳下不被注意的伤痛，是游戏理想国下的阴霾。甚至很难描述他们需要什么，也没有力量可以保护他们，从危险的边缘拉开，不被这个行业的剧烈竞争所吞噬。
和文中的主人公结束对话前的最后一个问题，是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状态。
周哲说：“我想回到生病以前的那种状态。不想半夜惊恐发作，能一个人坐火车和飞机，在外面吃饭。”
小铜说：“忙忙碌碌，做些有趣的事情，挣着差不多的收入。”
何尧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回答：“不慌不忙，无怨无悔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看向了楼外的天空。那只是一小格天空，被窗户和窗外的高楼大厦割成破碎的样子。这是他们三个人，也是游戏圈的大多数人，日日在格子间中所见的风景。这些简单的愿景，却像是大片的蓝天一样遥不可及。
“中国要是也有一个Take this就好了。”
“也没用。”何尧又补充说。
From：游戏研究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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